每年7月上旬股票配资炒，北京大学都会照例开放秋季学期公选课的选课系统，但今年却是个例外：一直到7月底，学生们仍未等到系统开放的消息。
这让该校本科生刘宇（化名）隐隐感觉到，此前校内关于取消绩点的传闻“可能真的要落地了”。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当北京大学不久前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学业评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各类含有学业评价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绩点”时，刘宇的心中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然而，“涟漪”却在北大校外持续“激荡”。
《通知》一经发布，迅速冲上热搜，公众纷纷将“取消绩点”与高校普遍存在的“唯绩点论”“内卷化”联系起来，似乎北大绩点的取消预示着大学“内卷”的终结已现曙光。
不过，刘宇却觉得，“他们的工作好像还没有做完”。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之所以有此感受，是因为在刘宇看来，《通知》中仍存在许多模糊之处。
“比如，不再用绩点评价学生后，究竟有什么替代方式？还有，现阶段对不同年级学生施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但‘老人’什么时候改用‘新办法’，这些《通知》里都没有明确。”他说。
根据《通知》，废除绩点评价后，北大各院系应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制定不同使用场景的学业评价办法；至于“老人”改用“新办法”的时间和程序，《通知》也要求各院系结合具体情况做出安排。
刘宇很清楚，现在学校教务部和各院系应该都在研究各种配套政策，相关措施的出台也只是时间问题。但作为学生，他还是想早些知道下学期的具体安排。
对此，曾参与了部分绩点制改革的北大教师董兵（化名）向《中国科学报》透露，北大校方对于此次改革极为重视，以至于在《通知》发布前，各种相关会议已经召开了不下百次，最终出台的文件几乎是“字斟句酌”的产物。
比如，《通知》规定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北大学生的课程考核成绩可采用百分制或等级制进行评定。之所以要延续与“绩点制”类似的“百分制”，就是要给部分习惯传统评价方式的“老老师”一段缓冲期，但最终趋势一定是“等级制”。
“类似考虑在《通知》中还有很多，其中某些看似模糊之处，也是为了给方案的具体实施创造必要空间。”董兵表示，在“去绩点”问题上，北大态度相当谨慎，“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至于“重要”的原因，还要从“绩点制”本身谈起。
“需要明确，‘绩点’和‘绩点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表示，“此次北大改革看似瞄准‘绩点’，实则瞄准‘绩点制’。”
他解释，所谓“绩点”，只是一种源自西方的学业量化工具，主要作用是衡量学生对不同知识类型的掌握程度。上世纪90年代末，该工具被大量引入国内。起初，其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正面，但当“绩点”被无限度地用在学生评价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形成一种以绩点评价为基础的“制度”时，事情就变味儿了。
在此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0年前后，国内高校大规模地将绩点评价与研究生推免制度挂钩。别敦荣表示，这使得绩点成绩高低直接影响学生前途。由此，绩点愈发成为学习的中心。围绕此“中心”，学生群体开始出现一系列“内卷”。
对此，有人曾作出如下概括——
学生不敢自由探索知识的海洋，而是把宝贵时光用来刷题和追求高分。部分学生放弃感兴趣却难度较高的课程，选择容易拿分的“水课”。为拉高绩点，学生反复重修分数不理想的课程。某些课程之所以被评价为“坑课”，并非知识内容无意义，而是因为会影响绩点。某些高校甚至出现老师用绩点和学生交换评价的情况……
“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即高校的教学活动开始背离合理的运行轨道。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异化’行为已经在国内各层次高校中普遍出现。”别敦荣表示，从这个角度看，北大此次改革对于高校教学领域的“拨乱反正”有着很强的积极意义。
“去内卷”不是最终目的
对于任何改革来说，仅有“意义”都是不够的，“去绩点”改革也不例外。
事实上，对于“去绩点”，北大追求的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早在2017年，该校研究生院就已宣布，其研究生课程登录方式由百分制变为等级制；2022年，该校生命科学学院试点在本科生中取消部分课程的绩点制，采用等级制，此举曾引起公众普遍关注。
但那时，有人已开始质疑等级制下若设置更多并列名次，可能带来新的内卷形态。更有在校生直言：“一些人‘卷’不了成绩，就去‘卷’社团活动、实践活动和各类竞赛。”
有意思的是，10年前，几乎就在北大开始进行相关尝试的同时，清华大学也进行了类似探索。只不过，清华并未完全取消绩点，而是以等级对应绩点数值。例如，“A+/A/A-”均映射4.0的绩点，“B+”对应3.6的绩点。该校教务处对此的解释是，这种方式“既能弱化区分度，又能确保学生拿到相应的绩点成绩”。
即便是本次北大进行的全校性改革，外界也更多地将其与“去内卷化”联系在一起。相应的，“去绩点难以彻底改变内卷化”也就成了公众乃至学界最大的质疑点。
在采访中，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教学者对《中国科学报》表示，目前高校学生过度“内卷”现象的原因，在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导致学生深造阶段的遴选机制过于严格；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目前整体的经济发展形势，以及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就业压力。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改变某种评价方式就可以解决的。
“此外，目前高校学生群体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该学者表示，一类学生过分追逐以绩点为中心的“内卷”，甚至到了分分必较的地步；同时，高校中还有大量学生选择“躺平”。相较于前者，这类学生的学习态度更令人担忧。
更重要的是，后者所占的比例要大于前者。
就在北京大学酝酿“去绩点”改革的同时，2024年7月，一篇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参与并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论文中，研究团队在江西、辽宁和北京的9所不同层次高校（包括北京大学）中，对超过4000名在校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将符合“学业倦怠”“学业拖延”“学习动机不足”和“学习投入性低”中的两项定义为学业“躺平”的话，有32.7%的被调查者正处于“躺平”状态。
“无论是‘躺平’还是‘内卷’，其核心问题都是相同的——现有的高校制度无法激发学生真正的学习积极性。”该学者表示，即便是那些处于“内卷”状态的学生，“分分必较”的真正原因也不是出于对学习的热爱，而是为了争取更多“学习利益”。
“从这个角度说，高等教育改革最需要的并不是某些局部的小修小补，而是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重塑教学方式。”她说。
事实上，身处北大校园的刘宇也曾提出类似的质疑：“改革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它依然要解决‘短时间内评判学生成绩，并以此分配资源’的难题。然而，这场改革如何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固有模式？”
对此，董兵表示：“该学者的思路与北大此次改革的思路并没有本质差别。甚至可以说，北大之所以要废除绩点制，其最终目的本就不是简单的‘去内卷’，而恰恰是要重塑教的方式和学的方式。”
等级制重要吗？
在这场围绕“绩点”的争论中，人们大多会将目光集中在学生身上。对于“等级制”替代“绩点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公众看得也比较透彻——当100分与99分都被评定为“A”时，且不论学生是否还会“卷”其他内容，至少他们没必要再为这1分耗费太多精力。
然而，对于教学关系中的另一方——教师，人们的关注度似乎并不高。但事实上，这场“去绩点”改革对于他们的意义或许更大。
“与中小学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更复杂。这是因为在高等教育阶段，很多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具有创新性，而‘创新’往往是不能用简单的对与错来评判的。”董兵说。
举个例子，假设一名学生操作的某项课程实验很具创新性，但由于客观原因，实验最终失败了。此时，学生的这份“作业”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该打多少分？这是一个问题。
在“绩点制”的背景下，这个问题会很严重。“因为一两分的差距，有可能影响一个学生的评优资格、奖学金获得，甚至其未来的保研。在此情况下，教师最‘稳妥’的方式便是完全按照标准答案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董兵说。
当然，教师还有另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依赖教学大纲，不做任何可能招致“麻烦”的创新式教学。
“从这个角度分析，‘绩点制’对于教师教学的束缚甚至要大于学生。”董兵直言。
相比之下，“等级制”给予教师的灵活度则要大得多。
以北大发布的《通知》为例，很多内容都涉及对教师的“松绑”。比如，倡导任课教师根据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性质选择合理的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方式；比如，学校不再设置指导性课程成绩优秀率指标，任课教师可按照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评定成绩；再比如，鼓励教师设计并开展更多项目式教学……
“一旦等级制的评定方式全面铺开，如果再遇到‘学生创新实验遭遇失败’的情况，教师就完全可以根据其创新性给出‘A’的评价；反倒是那些完全照搬课本的学生，可能因为毫无创新只能得到‘B’。”董兵笑着说，“至少我会这样评判。”
事实上，在《通知》的最后，北大明确表示鼓励教师“持续建设高挑战度的荣誉课程和跨学科学习项目等，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
一方面，学生不会为几个绩点而大费精力，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时间；另一方面，教师有了更多自主权，可以从事更多创新性教学，鼓励学生进行更多前沿性探索。如此，固有的教学模式也将被“重塑”。
这一设想看似“美好”，但似乎仍有一些问题待解。比如，在评判学生等级时，教师自主权的提升是否会影响公平性；再比如，绩点的取消并不意味着“内卷”的消失，学生们依然可能会“卷”等级……
前几年，董兵指导的一名本科生转学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在这所世界顶尖名校中，该生发现周围的同学在考试时习惯提前交卷，有的甚至半个小时便匆匆离开。
询问原因，他发现这些学生并不认为考试“拿满分”是很重要的事。在他们看来，卷面分能够及格便已足够，再答下去属于“浪费时间”。
那些“省”下来的时间，会被学生用到什么地方？
“他们不会在课堂和考试上花费太多功夫，一有时间就往实验室跑。”据董兵介绍，MIT设有由本科生自主管理、运行的实验室，学生几乎整天“泡”在实验室中。这种情况下，一门考试成绩究竟是满分还是及格，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更看重做出创新性成果。
“假设我们的学生也能如MIT的学生一样，专心于创新性探索，以做出创新性成果为最高追求，谁还会在意一门课程是‘A’还是‘B’？如果学生不再看重等级，所谓的‘公平性’问题又有何意义？”董兵直言，如果以取消绩点制为开端，经过一系列配套改革后，北大学生最终能达到MIT学生的状态，“这场改革就算成功了”。
但是，问题真的全部解决了吗？
推倒了第一块骨牌
今年9月，刘宇就要升入大三。对于校内的“游戏规则”，他已经十分熟悉且适应，至于未来的打算，“我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想法，等过段时间再去考虑”。
受访时，刘宇笑称自己正处于一个“舒适区”。但总有一天，他要走出这个“舒适区”，直面考研、工作或出国的选择。
根据去年12月北京大学发布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23—2024学年）》，截至当年8月31日，该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93.81%，学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升学，占比达84.23%。其中，出国（境）留学641人，占比18.38%。
只要涉及升学，不管是考入外校还是出国留学，都涉及不同学校考评体系的对接问题。在“绩点制”仍是高校考评学生的主要手段的大背景下，一旦取消绩点，北大学生该如何“证明”自己？
对此，刘宇并不担心：“开成绩单呗。”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多年来，北大每年都会为学生开具官方成绩单。成绩单上不会登记学生绩点，只标注其各科成绩，绩点则由学生根据需要自行填写。
“在我刚进北大时，学校就有这样的规定。”刘宇说。
对此，别敦荣表示，作为国内高校中公认的“两强”，清华和北大有着其他高校难以匹敌的“品牌优势”。“也就是说，‘清北’的学生在申请研究生时，即便由于校方原因，不能提供相应的绩点证明，凭借母校的声誉与品牌效应，也容易获得变通空间。”
但是，这样的“优势”仅仅存在于这两所高校。其他高校如果想作“去绩点”尝试，又该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
这正是别敦荣对于此次北大改革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国内高校，清北的改革往往具有指向性意义和引领性作用。”他说，这意味着如果“清北”不改革，其他高校在这方面的探索难以起到带动作用，而一旦清北开始行动，后续的连锁反应才可能产生。
“在去绩点这件事上，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只‘螃蟹’由北大、清华最先‘吃掉’是最能被大家接受，也最能产生辐射效应的。”别敦荣说。
然而，仅仅吃一只“螃蟹”是不够的。
“颁布政策只是第一步。”别敦荣直言，不管是北大校内还是校外，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校内，等级制可以为教师进行探索式教育提供空间，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就一定有这样做的动力。“如何提升教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主动意识和能力，是北大未来一定要考虑的问题。”
至于校外，鉴于国内高校在类型以及层次上的多样性，“北大经验”显然不能完全照搬。对此，不管是别敦荣还是董兵都有所强调。董兵甚至直言，北大的做法“值得其他学校学习，但不一定都能推广”，并表示“与具体做法相比，各高校更应关注评价改革背后的创新导向”。
但是，如果不能改变以绩点制为基础的校际学生评价体系，学生的校际流动又该如何进行？
“这就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北大目前的改革只是推倒了第一块，至于改革能否取得成功，还要看后续的骨牌会不会接连倒下。”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去绩点”问题上，目前之所以会出现“悲观”和“乐观”两种心态，其分歧点在于对后续改革的预期差异。
“我们希望股票配资炒，北大的这次改革不会是唯一倒下的一块骨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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